1.蒸汽机、电能代表的动力创新，全球经济在19世纪开始摆脱了之前的增长模式，生产力水平和商业实现快速增长；药品、公共卫生和居住条件的改善，人口亦大幅度增长。美国因当时社会制度和自然资源双重优势1897年GDP第一，其人口远没有现在这么多。
2.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供给与需求量均衡会快速上移，需要大量新增货币的支撑交易。基于人类社会之前漫长时期的经验形成的认知，对这种增长的本质和持续性存在误判。尤其当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必然伴随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现象，增长逐渐成为政治议题。
3.缺乏新增货币的及时支撑，任何生产力大的提升和有益新发明创造都是全社会的敌人，冰箱会卷空调，电视会卷煤气灶，汽车会卷洗衣机，因为供给远超货币融通能力，不说最终售价，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存货与产成品库存跌价就会让从事该生产企业痛不欲生。这些本来都是支持社会发展，满足人类社会美好生活有益的产品与服务，是有效需求。但一个货币相对通缩的环境会扼杀所有的努力与达成的进步，而且，这个过程中，最强劲增长的经济部门（汽车、电力），会吸干其它行业的利润，生产消费者亦被妖魔化。《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汽车等产品，不正是那个时代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典型叙事？现在汽车基本进入了每个家庭，你们每天都开，物欲横流、纸醉金迷、道德沦丧了吗？
4.一战之后，美国之外主战场的欧洲地区因为战争债务问题，需求受到压制，最终崩溃。只有借款人和贷款人齐聚才构成一个经济循环，在负面预期下，借款人和贷款人都缺。但彼时社会认知和政治争议把大发展期矛盾解释成道德（物欲横流、道德沦丧）问题。
5.大发展时期，货币供给持续受到抑制，不在快速发展行业（汽车、电力）的从业者（也是社会的大多数），其增长速度不仅远远落后于大发展行业，而且会受损，压制需求，社会公众消费品之一的牛奶只能倒掉。恶性循环下，逐渐会侵蚀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
6.大发展时期，金融资本的ROE水平是远低于快速发展企业的，他们同样心存不满和焦虑（其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力是变弱、边缘化的），遂提出货币流通泛滥和泡沫的警告。结合高速发展伴随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现象，这一警告或解释遂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得以解释并归因人类社会从未经历过的泡沫（增长），占据道德制高点成为主流叙事。以至于危机来临之后，美联储们带着强烈惩戒泡沫的态度处理事态，导致几代人悲剧。
二战后，为避免一战的覆辙，马歇尔主导美国推出欧洲复兴计划，说明老美想明白了。提出推动实施该计划的竟然是一个军人，而不是经济学家、金融家，是不是很有意思？
7.社会快速发展时期，究竟增发多少货币才合适？很难及时、精确得到计量，这是难点，导致各种争议扯不清的地方。归根结底两点：有效需求的确认需要时间，存在后验性；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人类做出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发明创造与升级创新事先无法预测，这就很难事先做出规划和安排。
任何社会制度，都做不到在同一时间保证所有参与者同等受益，各方政治纷争不会停。同样的，什么叫平等，什么标准、怎么界定，相信永远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毁谤的课题。但无论如何，为了追求部分人所谓的平等造成几代人需要面对的大萧条，代价太大了。既然走上现代化道路和特定社会模式，增长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最基础、最核心的正义。
历史教训是：总幻想回到过去重拾那个虚幻久远的周礼寻找社会的出路，这是没出路的；周自己都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不过最后没做到而已，即便如此，周的国祚最长，近800年；后来历代封建王朝的知识分子们自己搞不定发展，就往道德沦丧上甩锅，只能原地打转，定期崩溃重启，重复周期循环。
当前的学界主流，止步于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教条，不仅没有新的创见，而且在理论与国情相结合实践落地方面也难言经学致用，削足适履、刻舟求剑随处可见。一代人的使命是：识别新信息、发现新事实、发展新观念、建立新框架——因为在旧的观念和框架体系里很难容纳新的事实。带着旧观念的条条框框去审视新现象、新事物、新信息，很难识别其中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价值和意义的识别，需要新观念、新框架的建立，而非求诸于旧体系削足适履求式的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