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洪福海 编辑 / 陈晓平 鄢子为
大疫当前，许多经济学者都参与到“允许天价口罩还是应限价、限购”的讨论。支持限价（购）一方的几位经济学者谈到：允许天价口罩有效率而不公平，限价（购）是为公平而不得不牺牲效率。
本人不同意瘟疫蔓延时口罩的限价、限购就牺牲了效率。
口罩有外部性，也即戴口罩是利己利人的。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来考虑一个饥荒的场景：一群人饥肠辘辘，有穷有富，现有米饭若干。
一种分配方式是市场原则，出价高者得，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根据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即你愿意为一个东西最多付多少钱）分配。这样，无论富人和穷人，都是吃饭能活、不吃都得死，但是，支付意愿则可相差n个零（每人都愿意以全部身家来买这碗饭，支付意愿的差异完全来自于财富差异）。显然，“价高者得”的后果，可能就是“朱门酒肉香、路有饿死骨”。
另一种分配方式是政府干预、限价限购，保证一人一小碗，不至饿死。于是，有经济学家说，前者太不人道，我们得选后者，为公平牺牲部分效率。
问题是，后者真的是无效率的分配方式吗？
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看经济学中的效率为何。最普遍的效率标准是“帕累托效率”：即你不能让一些人变好而不损害另一些人。这是最价值中性的效率标准。在这一标准下，“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骨”是帕累托无效的，因为富人可以把没人吃的酒肉拿去给路上的饿殍，不损害其利益，又大大改进饿殍的福祉。
然而，只要富人还在享用自家酒肉，即便“路有饿死骨”却是帕累托有效的，因为就算分一杯羹给饿殍能让其起死回生，毕竟富人的福利受到损失了。有人说，国难当头，市场失灵，所以政府要介入。这种说法在学术上是不对的，饥荒来临，市场机制仍然帕累托有效。
也许有人说，帕累托效率标准太弱了，以至于有太多种帕累托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采用社会福利标准来衡量效率。这种说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福利标准具有很大主观性，一千个人眼里可以有一千零一个社会福利函数。
不过，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们恐怕还是能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基于平等原则的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也即将每个人的福利简单相加。在这个社会福利函数下，当人人饥肠辘辘时，一人分一小碗饭从而人人得活是最大化福利（效率）的配置。所以，限购（价）不是牺牲、而是最大化了（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函数下的）效率。
上面两点，科斯所谓的黑板经济学耳，微观经济学的考试要考的。下面谈谈和坊间言论略有异趣的一点。在饥荒的故事里，决定市场分配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可有天壤之别。然而，如果不采用支付意愿，而考虑接受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对于富人和穷人来说却是一样的。支付意愿指的是，一个人愿意为一个东西最多付多少钱；接受意愿则指，一个人已经有了一个东西，至少要补偿多少钱才愿意让别人拿走。
在太平盛世下，接受意愿和支付意愿是相近，因为供给是充分的，随时可在市场重新购买，而在饥荒时，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却可以极为不同。
一家药店贴出口罩售罄的告示 图/ 南都: 张志韬
比如，就穷人来说，他为一碗饭的支付意愿只有10块钱，不是因为这碗饭带来的福祉比富人低，只因为他口袋里只有可怜巴巴的10块钱，其接受意愿却同样是天价——因为被你夺走这碗饭会死。
有了这一铺垫，回到分配方式的讨论。如前所述，市场原则用支付意愿分配，出价高者得。但是，从应然的（福利）角度讲，衡量一件东西对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用支付意愿还是接受意愿，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如果我们认为保证生存是基本权利，人人该有的，那么似更应使用接受意愿。)
在承平时期，支付意愿和接受意愿相近的，用哪个差不多，在特殊时期，二者却有天壤之别。如果用出价高者得的市场原则（支付意愿），富人口罩多到一天换几轮，而穷人可能连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即便不考虑口罩保护群体安全的公共性，最后也会是疫病的蔓延。
但是，我们如果采用接受意愿：穷人和富人对保护其健康的接受意愿基本是一样的，在供给有限的前提下，这时候，最公平、最有效率的方式难道不是限购、限价吗？
在口罩稀缺的时候，价高者得最大化地满足以支付意愿表达的需求，而限价、限购则最大化地满足了以接受意愿表达的需求，如果我们认同对于基本权利应更多考虑接受意愿的标准，那么口罩限价、限购，并没有牺牲效率。
（作者为香港岭南大学经济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