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熟悉的一句话是雷军说的：“只要站在风口前，猪都能飞上天”，创业成功的本质是找到风口，顺势而为。四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抓住了全球制造业资源重新配置的机会，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这些年的繁荣是与世界最先进生产力结合的结果，未来依然需要贯彻这个思路，那么这一次的“全球风口”机会在哪里？
目录：
网页链接{01 创新新生态：无法阻挡的全球新机遇}
网页链接{02 创新是一个生态环境，我们缺什么？}
03 正确地认识我们的优势：中国制造
04 跨国企业不再是最新生产力：绕不过去的《拜杜法案》
05 全球风口中的中国机会
03 正确地认识我们的优势：中国制造
中国拥有全球最全面的工业体系。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中国自2010年开始成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至今仍保持这一地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23年，中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35%和附加值的30%。更令人惊叹的是，中国制造业的产值竟然超过了排名第2至第10名的总和。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表示，我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位。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乔布斯在世时，奥巴马就希望他能将iPhone工厂迁回美国，以支持国内的“再工业化”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乔布斯的答复非常明确。据一名与会者透露，他的原话是：“这些工作机会是回不来的。”苹果管理层则表示，此时向海外迁移，实属不得已而为之。
一位前高管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距离iPhone上市仅有数周时间，苹果却需要修改设计方案，而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中国的一家工厂身上。苹果重新设计了iPhone的显示屏，组装生产线不得不大幅调整。临近午夜，新的显示屏运到了工厂。一个工头立即从工厂宿舍里叫醒了8000名工人，并给每个人发放一袋饼干和一杯茶水。所有人在半小时内走上工位，开始安装这些玻璃显示屏，每个班次长达12小时。在96小时内，这家工厂每天生产超过10000部iPhone。“他们的速度和灵活性令人惊叹。”这名前高管说，“美国没有任何一家工厂能够与之媲美。” 几乎所有电子产品厂商都能够讲述类似的故事。外包模式也已经席卷各行各业，包括会计、法务、金融、汽车制造和制药领域。
在产业链全球化的今天，作者认为，任何希望全盘包办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而任何类似“核心技术不在我们手上”式的羡慕嫉妒恨也是没有必要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应该集中考虑的焦点，是明确定位自身的产业结构在积木式创新过程中最适合的环节，而且如何在这个环节上竭尽全力地将工作做到极致。
2015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文章高度评价中国制造业，指出中国制造业的“三大优势称雄世界”。第一个优势是：尽管中国也涉足高端市场、开拓高附加值产业，但始终紧守着低成本制造业这一领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拥有一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高效供应商。中国的第二优势是“亚洲工厂”，近年来一些低成本的工厂确实转移了一部分到东南亚收入水平更低的地区，比如三星、丰田等跨国企业在中国削减生产转向越南、缅甸和菲律宾等地，虽然工厂转移了，但供应链却很难转移，也恰恰巩固了这条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供应链。第三个优势是，中国正成为需求链上关键的一环。中国不光有世界领先的制造业，更是全球规模超大且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随着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品位的提高，“亚洲工厂”也在高利润率的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中抓取了更大的份额，来自中国市场的需求更是大大加固了一系列亚洲供应链。
作者曾在美国超市调研，发现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如果这个产品本身需要的材料不超过5种，比如塑料盆——一个塑料压铸成型就好了，许多国家都能生产。衣服更不用说，基本就是布料、线、扣子或者一个拉链，肯定不超过5种材料，全世界都在为美国生产衣服。只有电子产品基本上都是中国生产的。
再小的电子产品也超过5个元器件，甚至是由几百个元器件组装起来的。只要产品的构造很复杂，基本上都是中国生产的。为什么不是德国生产的呢？德国是有能力生产构造复杂的电子产品的，但是他们只为自己国家的企业生产。日本和韩国也是一样。只有中国是为第三方生产的代工模式。如今的制造业要求越来越高的整合度的同时，对灵活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为新产品总是越出越快，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德国制造的整合度很高但是灵活度不够。所以美国最先进的产品不是找德国做，而是找中国做。
中国的生产能力并不体现在生产自己的产品上，而是帮别人生产，然后再由别人去销售。但是代工生产模式被我们中国人自己看不起，觉得这只是来料加工只能赚点加工费。如果我们只是为一个成熟企业的成熟产品做代工，肯定是很便宜的。但是如果是为更多创新企业的产品做代工，我们就要承担更多风险，这时我们就有机会跟对方谈判，才可能拿到更多利益。
全球经济对精密复杂的产品的灵活制造的需求，德国是满足不了的，其实德国很羡慕中国可以海量制造产品，其中的钱都被中国人赚走了。这并不是说高整合度不重要，市场的特点是什么，地方有什么需求，就会有人寻找相应的解决办法。我们要学的不是德国，而是美国，我们的挑战也来自美国。
中国制造的真正问题不是质量高低——iPhone手机就是在中国生产的，质量非常高。中国制造业的真正问题是科技升级。
如果不能跟美国学习，它就会变成我们的竞争对手——未来抢中国工人饭碗的不是德国精密度很高的机器人，恰恰会是美国Rethink Robotics公司具有灵活度的机器人。这样的机器人有一个特性是：师傅能手把手地教它，未来的机器人甚至能做到模糊学习。这种机器人也是中国劳工的大敌，因为用它来替代工人很容易。
04 跨国企业不再是最新生产力：绕不过去的《拜杜法案》
跨国企业不再是最新生产力：当科技迅速进步时，很多跨国企业原本赖以生存的竞争力基础就不再有竞争力了，新的科技完全可以替代既有的科技，使得跨国企业本身也要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例如原先胶卷行业的龙头柯达。
截至到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持有近2.8万项专利，但只有不到5%的专利技术被转移到工业界进行商业化。《拜杜法案》是每每提起美国的科技创新或者反思创新机制时都不可能绕过的一个著名法案，堪称创新的发动机。《拜杜法案》的通过和实施被认为是美国科技成果转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通过立法手段解决了政府资助技术转化率低的问题，并推动了美国经济产出的增长和新产业的建立。
1980年，美国《拜杜法案》通过之后，25000人以上的大公司的科研占比迅速下降，增长主要集中在平均员工不到1000人的小企业里。例如当今人工智能领域的独角兽、于2022年11月发布了ChatGPT的Open AI公司，2022年1月份在领英上公开的数据显示当时OpenAI 对外宣布的总人数为 375 人，而在2023年11月20日该公司董事会解雇首席执行官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的“反转连续剧”的相关报道中显示，Open AI公司约有770名员工。
这些小企业从建立的第一天就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了研发上，为了把产品推上市，再利用协同生态迅速转化为大企业，它们现在变成了最先进的生产力。又如研发非接触式无线充电解决方案的WiTricity公司，用磁共振的方式实现了电的能量传递，是由科学家作为企业创始人与各路精英合作将企业孵化出来的，当已经有很多大型跨国企业都希望得到它的技术授权的时候，WiTricity也只有70个人，其中还包含50位工程师，它本身是一家非常小的公司。
《拜杜法案》规定，接受联邦政府资助的大学、非营利组织和小型企业可以保留由其员工开发的发明成果的所有权；选择保留发明所有权的单位负有申请专利的义务，同时需要及时披露研发成果；允许这些机构以独占许可方式将政府资助产生的发明对外许可，即将专利权授权给第三方进行商业化开发，不需经过出资单位的审批同意，发明人有权分享专利许可收入的一部分，以此来激励科研人员进行创新和技术开发。这就让知识产权的开放性大大增加。法案的核心是高校依然拥有知识产权和专利所有权，大学教授可以继续研发，转让的只是独家商业权益，而科学研究还可以继续。法案规定，通过技术转移获得的收益应再投资到教学和研究中去，以促进科研和教育的持续发展。
而商业转化的转让费分为两笔：首期预付款一般不高于100万美元，很多已经创业成功的个人都支付得起；另一笔是专利研发产品上市以后，专利所有者按照销售业绩获得提成，标准一般不超过3%。这就是公司需要支付的全部费用，比起法案实施前的纯专利转让费来，创业所需的启动费用要低得多，很多大公司与创业者们相比也会失去竞争力。毕竟大公司和个人创业者对项目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基本已成为标准的模式是：创业公司通常会转给科学家20%的股权或期权。而大公司往往会同时购买很多专利，有时只是为了让竞争对手没有机会获得而产生的防守性购买行为，这种专利的命运可能是长时间的雪藏。
基于这些规则的存在，高校专利所有者会非常仔细地挑选创业者。《拜杜法案》的实施形成了“资本驱动创新”，也降低了创新的门槛，显著提高了美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了积极影响。它带来最大的改变是把创新主导者从原来发明科技的科学家变成了推动创新、能调动起资源协同起整个创新生态的企业家们。这也就是大家怀念乔布斯的原因，虽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他发明的，但是他懂产业，懂用户需求，懂产品设计，懂得怎么把最先进的科技应用到社会和市场上，使苹果产品在市场上脱颖而出，引领整个行业走向新的高度。
总体来说，美国的科技创新来源于它大半个世纪的人才积累、政府和企业的不懈投资、《拜杜法案》和其他一系列司法判决造就的精巧的专利制度以及风险投资家长期积累的敏锐的眼光。
05 全球风口中的中国机会
在短期内虽然难以超越美国的科技长板，但中国也有美国所欠缺的制造长板。作者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繁荣是与世界最先进生产力结合的结果，现在从国际角度讲，最先进的生产力已经不是跨国企业而是高科技小公司，所以我们要积极拥抱这些高科技小公司。
过去这些年，高科技创新产业里最活跃的领域已经从“微软”的软件和互联网转向了“又大又硬”的硬件领域，如电动汽车、Space X的火箭、航天飞机、人形机器人等，在“大硬”的潮流下，新经济向制造业扩展时，成本是成败的关键因素，而降低成本所需的大规模制造能力恰好是中国具备的，而且中国还是全球唯一一个能做大规模代工生产的制造业国家。
虽然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2022年的39.4%增长到82.5%，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11.4%，不知不觉已成功转型为靠消费为主引擎拉动经济增长（参见网页链接{行业变迁与趋势洞察 | 上市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含金量前瞻}一文）。但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如果仅靠内需是不可能做大做强的，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富强都离不开出口，离不开世界经济。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体完全靠内需就可以解决问题。王煜全认为，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从中国企业变为全球企业，如何从中国企业家变成国际性企业家，标志就是要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产品。
科技创新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基础科研，这方面中国正在追赶但是距离还很远。第二是产品化过程，这个过程需要近距离学习。过去我们吸引外资的策略可以看作是把跨国企业引导国内来贴身学习，得到了相应的制造能力；未来我们不能待在国内了，要到国外去跟人协作，研究别人怎么做产品转化，研究我们的制造业如何跟他们对接。
第三层次是应用层的扩展，这方面我们的想象空间很大。日本有个经典例子是将美国人发明用在航空产业对于温度有记忆的合金技术应用到了女性的内衣上，不管怎么洗、怎么搓揉，一旦穿到身上恢复合适的温度后，内衣的龙骨就会挺起来。卫星的市场并没有那么大，中国人也未必擅长将基础科技运用到卫星上，但女性内衣的市场就大多了，把基础科技应用到内衣上，这种应用层的扩展肯定有很大的市场。当然，如果只是传统制造业，壁垒是不强的，优势也不显著，只有与先进科技结合才能产生裂变。
世界变局正在来临，所谓的“全球风口”已经形成，我们应该认清形势，把握机遇，积极参与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与先进的生产力对接，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出发修筑中美分别在专利、资本、制造和营销层面对接的立体平台，打造未来“美国科技、中国制造、全球市场”的积木式创新时代的新格局。
此外，书中还分析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如：中国人才引进政策可否推动创新？高科技创业家如何改变世界？还讲述了特别多的投资美国高新科技的特别优秀的案例，以及机器人时代来临时的各种尖端科技。看起来超“燃”的，有机会一定要看看这本书哟！
本文中的观点均来自《全球风口》书中的内容，感谢王煜全老师写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