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学家小野善康教授在他的《成熟社会的经济学》一书中非常具体地罗列了一系列问题点，例如，日本政府过去经常用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并不能增加有效需求，金融宽松也不能提高物价和 GDP，“节约”政策更是愚蠢至极的政策；依靠外需无法改善日本国内的景气，而国内产业的保护政策反而会对维持雇用带来相反的效果，推出支援年轻人的就职政策也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就业困难；提高税收不会让经济萧条，同样提高消费税率也不会压抑消费，日本政府出台各种为了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上述这些政策措施，从凯恩斯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应对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但是，到了成熟社会，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措施不仅起不到有效的作用，反而会带来更多的困难和麻烦。这是为什么呢？小野认为大家对成熟社会的认识存在根本性错误。一般认为在经济增长型社会里，社会需求大于生产力，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都可以销售出去，这时就要解决“如何提高生产力”的问题。而成熟社会，因为生产力大于社会需求，所以需要挖掘社会的需求。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误区，那就是在成熟社会里，人们更加热衷持有货币，对货币的执着和欲望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影响力。但是，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恰恰正是这个货币最难处理，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以“无视货币的存在”为前提的。所谓的流动性陷阱的分析也并不包含人们对持有货币的欲望，在新古典经济学里，人们存储货币是因为大家预测利率将会上升而债券价格就要下降，手上持有货币时刻待购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忽视了人们对货币持有的欲求，自然也就开不出对应的药方。 那么，在成熟社会里要如何从经济萧条中挣脱出来呢？小野的回答也非常明快，从供给方来说，必须提供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产品或服务，挖掘对方的潜在需求，同时，从需求方来说，必须摆脱对持有货币的欲望，为了丰富的生活应该积极消费。这样的话，在经济上大家都能更加富裕，谁也不对货币持有欲望，反而都能成为有钱之人。一句话，在成熟社会里，需要引导人们不要把存钱当作目的，而应该积极去花钱消费。 在扩大市场方面，其实小野的主张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张并不相悖，只是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货币本身，从而无法正视人们对货币持有欲望所带来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为摆脱经济萧条设计了很多市场增长点，但是，如果增加的货币不投入到增长点的话，这些政策和措施自然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虽然小野非常缜密地分析了成熟社会的经济特征，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有一个关键点还是被忽视了，那就是如何引导人们积极地去花钱消费？ 首先，消费活动需要经济基础，同时也需要一定勇气和决断。正如日本社会学家大泽真幸博士指出的，如果把货币比喻成一条行使在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里的船，而这条船已经伤痕累累，随时可能翻船沉没，但是船上的人还是不愿意放弃这条船转而跳进惊涛骇浪中去。也就是说，在失业、破产开始威胁人们的时候，还有多少人会毫不顾忌地大肆消费呢？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必然会压抑消费拼命存钱。现在，日本就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安倍经济学”似乎抬高了股价，但那只是给日本经济打了一剂鸡血而已，事实上，大家依然在暴风雨中随时会翻的船上，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遇难船迟早会沉没，最后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告诉大家跳进海里还是安全的，当然这种安全需要政府有政策和措施来加以保证。而这就是政治的问题了，说白了，政治家必须要说服大家安心去消费。 大泽博士的比喻十分明确地抓住了日本经济的要害，同时也清晰地点明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了政治家的责任所在。但是，要日本的政治家承担全部责任毕竟还是太苛刻了，不过这种安全保障却是必不可少的。在成熟社会里，人们重视生活的质量，精神方面的价值也更加受到重视，因此，安全保障不仅仅是指物质生活方面的充裕，还包含了精神生活方面的富裕。“如果人们在道德方面不能成熟，那么想要构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非常富裕的社会还是非常困难的。”对照当下的日本，这种警告并非毫无意义。事实上，面对长期的经济低迷，最近日本舆论显得越来越不耐烦，到处充斥着“这样的日本到底是由谁造成的？”类的追究责任的“爱国”言论。很多日本人对这种不成熟的幼稚状态也非常不满意。 日本文艺评论家佐藤清文指出，日本需要更加成熟的精神，否则社会就抵御不了回归增长社会的诱惑。这些年来，日本所谓的“改革”基本上都是一种树立假想敌，然后加以攻击的煽动。日本政治家都非常热衷于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对如何构建信赖关系毫不关心。因此，这20年来，日本社会虽然已经为从增长社会进入成熟社会而高歌，但其实却一直在成熟社会前徘徊。 在成熟社会里，经济增长放缓了，但是精神生活的质量应该得到大幅提升，而这个前提是人们道德的成熟。如果缺少了精神生活方面质的提高，只剩下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话，那么社会就会更加动荡不安。日本在进入成熟社会的过程中，不得不摸索着社会的重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