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大概解释了农村的现状。
小农经济是回应中国紧张的人地关系的自然结果。它看似落后的生产关系，却孕育了中国社会对知识的重视，当中国融入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之后，这个趋势的优势显现出来，成为促成中国经济赶超的重要原因。
一姚洋
在今天的中国，有个历久弥新，专用于指责一个人没有远见、自私狭隘的专有名词——“小农意识”。人们谈起中国的农业生产，也经常性地使用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这些名词。像张五常所做的《佃农理论》，也被看成是最深刻地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文章。
后来追随张五常的理论的共同倾向是认为，小农经济是中国落后的标志，落后的思想的根源。在张五常看来，不管是分租、定租或地主自耕等，土地利用的效率都一样。如果产权弱化，或是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时，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总的来说，张相信只有大规模的农地产权归于地主，经济才能得到发展。
张五常甚至提出一种合约和交易费用互为关系的看法。也正因此，张氏的理论可以看成是没有技术创新的理论。也就是说，张五常隐晦地假设农民们的技术水平对于农业的影响微乎其微。
问题是，在北大，有一位经济学家姚洋是不同意这一观点的。在他看来，小农经济未必是低效率的，而且小农经济未必就战胜不了大农业的规
模经济。
自张五常特别是斯蒂格利茨之后，现代经济学已经认识到，农业中存在的三种劳动合同关系，雇佣、分租和定租制度的消长是由激励、保险以及测量成本之间的消长所决定的。在雇佣制下，地主承担全部风险，雇工由于拿固定工资而无动力进行生产，地主因此需要付出必要的补偿。问题是，这个体制在东西方，甚至中国的华北和苏南，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也彼此不同。
姚洋认为：粗放经营本身就是一个有经济含义的相对概念，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可供比较的标尺。农户对土地的投入是与其在农业之外的机会收益密切相关的。从农户个体来说，劳动投入低于最佳投入才能说是粗放经营。但是，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农户的经济逻辑，只有放在农户与农户之间的横向比较之中才有意义，每个农户的适度经营强度都是相对的。
当代浙江绍兴、宁县和乐清三县，当土地规模较小（10亩左右）时，技术呈现不变规模报酬；之后转为递增规模报酬。到20~25亩时，技术又回到不变规模报酬；之后又呈递增规模报酬，直至35亩左右回到不变规模报酬。因为递增规模报酬是由于要素的不可分性产生的，上述每一次跳跃均可理解为农户购置不可分性要素（如耕牛、农机等）的结果。换言之，经营规模的扩大是和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或生产技术的改进（如引进新的生产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适度规模在我们这里就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如10 亩左右、20~25亩或30亩左右等。
如果只是土地面积增加了，投资却没有跟上，农业效率反倒可能下降。土地市场的发育和乡镇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有关。1993年，乐清40%~60%的农户不同程度地卷入土地租赁活动。村办企业大多数以最大化村民的就业为目标，从而使土地价值在农户之间失去了差距。乐清出现了许多经营上百亩土地、拥有十几二十万元农机资产的大农户。许多地方用行政手段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失败，除一些地方干部借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之名行增加摊派之实以外，主要是因为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的许多人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
既然在多个场合都不存在规模经济的一个合适的生产要素配置比例，所谓大农场在效率上击败小农经济的观点，也就无从谈起。事实上，我国的国有农场，大多数并未能在效率上超越小农家庭的联产承包体系，在法国小农经济甚至卷土重来，将昔日的欧洲大农庄纷纷击垮。
姚洋根据统计局的农村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统计数据，结合田野调查分析后认为，中国的小农经济并非想象中的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力，恰恰相反。在某一区间内，小农经济的效率足以抵抗规模农业。
阿里吉在多处强调，西欧发生了工业革命，东亚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发生的是“勤劳革命”。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
如同当代企业一样，小农经济的家庭要预测未来的市场行情，制订作物生产计划。吉莉安·哈特《去全球化》比较了南非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她发现，在南非，大量没有土地的黑人离乡背井，当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的时候，由于没有了土地的保障，要保证他们的生计，工厂就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就较低，因此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
尽管中国也经历了人民公社，问题是，公社本身的生产仍然和西方的大农场有着巨大的差别。中国的人民公社，只是一个生产的计划单位，具体的生产方式过程，仍然保留传统的方式。唯一有点儿规模经济的影子是，它在技术上最早在中国实现了化肥和良种的引入和改进。这可能才是改革之初甚至到如今农业粮食产量提高的原因。
此外，无剥夺的积累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没有像发达国家早期以及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那样残酷，小农经济对农民的保护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东亚各国都没有太多的贫民窟。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安土重迁，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在乡村所拥有的社会网络，不会随意地把自己撂到陌生的城市中。
如果推行大农业，规模化经营，未必不会产生拉美和南非体系下的贫困化过程。“我自己去过一个南非的小城，你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小城，都是独栋的房子，可是那个地方的失业率达40%，也就是说企业根本没办法经营。中国的这些价廉物美的产品完全就把他们的工业冲垮了，原来那是一个纺织城，现在中国的纺织产品一去，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竞争。所以你怎么定义这个人权？你给了少部分人所谓的人权，可能你使得很多人享受不到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事实上，不少实行农业大户和公司加农户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农民佃农化和贫困化的过程。换言之，大农场可能无助于解决农业的效率问题，更有可能带来新的农村贫富悬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