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人治蜀要深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演变与未来趋势乃投资之基。
什么是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标，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
简单回顾我国早期的经济发展模式。
1978年之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依托计划经济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计划和调控，包括生产、分配、价格、投资等各个方面。
然而计划经济模式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效率低下、创新能力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因此从1978年开始，由邓公主导，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必要的调控和引导作用。这种模式极大地激发了经济活动的活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们现在管这种模式叫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着重分析1985年之后。
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
1985—1993年，“财政包干”阶段。用《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中内容解释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特点，非“承包”莫属：农村搞土地承包，城市搞企业承包，政府搞财政承包。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一时还无法立刻接受“私有”的观念，毕竟之前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
我国的基本国策决定了不能对所有权做出根本性变革，只能对使用权和经营权实行承包制，以提高工作积极性。财政承包始于1980年，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
重点最后一句话：财政承包始于1980年，中央与省级财政之间对收入和支出进行包干，地方可以留下一部分增收。财政包干形式五花八门，各地不同。
财政包干造成了“两个比重”不断降低：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不仅中央变得越来越穷，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
“两个比重”的下降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不利于推进改革。经济改革让很多人的利益受损，中央必须有足够的财力去补偿，才能保障改革的推行，比如国企改革后的职工安置、裁军后的退伍军人转业等。
所以催生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间接导致了土地财政的兴起。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与地方财政部门脱钩，省以下税务机关以垂直管理为主，由上级税务机构负责管理人员和工资。
这种设置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税收的干扰，保障中央税收收入，但缺点也很明显：两套机构导致税务系统人员激增，提高了税收征管成本，而且企业需要应付两套人马和审查，纳税成本也高。2018年，分立了24年的国税与地税再次开始合并。
分税制是20世纪90年代推行的根本性改革之一，也是最为成功的改革之一。改革扭转了“两个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中央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22%一跃变成55%，并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国家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从改革前的11%逐渐增加到了20%以上。
改革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之后应付一系列重大冲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汶川地震等）奠定了基础，也保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国企改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分税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
重点最后一句话：分税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
分税制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却减少了其手头可支配的财政资源。地方不得不另谋出路，寻找资金来源，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就此登场。
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国有土地转让的决定权和收益都留给了地方。当时这部分收益很少。一来虽然乡镇企业当时还很兴盛，但它们占用的都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是城市土地。
二来虽然城市土地使用权当时就可以有偿转让，不必再像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无偿划拨，但各地为了招商引资（尤其是吸引外资），土地转让价格大都非常优惠，“卖地收入”并不多。
1998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城市土地的真正价值才开始显现。第一是单位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商品房和房地产时代的大幕拉开。1997—2002年，城镇住宅新开工面积年均增速为26%，五年增长了近4倍。
第二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实施，基本上锁死了农村集体土地的非农建设通道，规定了农地要想转为建设用地，必须经过征地后变成国有土地，这也就确立了城市政府对土地建设的垄断权力。
从2001年开始，土地出让收入激增，2003年就已经达到了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55%。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在财政和信贷政策的共同刺激之下，土地转让收入再上一个台阶，2010年达到地方公共预算收入的68%。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方式就从之前的“工业化”变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一方面继续低价供应大量工业用地，招商引资；另一方面限制商住用地供给，从不断攀升的地价中赚取土地垄断收益。
这种模式一直到2016年。这也就解释了21世纪最初十几年，房价为什么狂飙。
债务与风险
债务源于人性：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借钱时总觉得将来能还上。
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债务。企业在卖出产品收到货款之前，需要先建设厂房，购买设备，支付工资，这些支出通常需要从银行贷款。
个人买房也往往需要贷款，否则光靠一点点储蓄去全款买房，恐怕退休之前都买不起。政府也常需要借钱，否则无力建设周期长、投资大的基础设施。
然而负债过高，那应对冲击的资源和办法就不多，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危机。
2008—2009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中，美国家庭房贷负担很重，很多人不得不卖房，房价不到一年就跌了两成。
2011—2012年，借钱炒房的“温州炒房团”和温州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导致房产纷纷被抛售，温州房价一年内跌了近三成。
我国债务迅速上涨的势头始于2008年。当年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球，严重打击了我国的出口。为防止经济下滑，中央立即出台了财政刺激计划，同时放宽了许多金融管制以及对地方政府的投融资限制，带动了基础设施投资大潮，也推动了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
在不断的投资扩张和房价上涨中，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贷款买房的居民，债务都迅速上升。其他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也在宽松的金融环境中举债扩张，但投资回报率却在下降，积累了低效产能。债务（分子）比GDP（分母）增长速度快，因此债务负担越来越重。
2016年，在货币化“棚改”的帮助下，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告一段落，中央在年底首次提出“房住不炒”的定位，全面收紧房地产调控。也是在这一年，“去产能”改革开始见效，工业企业利润率开始回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结束了长达五年的下跌，首次转正。
2018年上半年，在连续两年相对宽松的外部条件下，央行等四部委联合出台“资管新规”，严控“影子银行”，试图降低累积多年的金融风险。信用和资金开始收缩，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全面暴露。
下半年，“中美贸易战”开始，经济增长继续放缓。2018年末，我国债务总量占比达到GDP的258%：其中居民债务为54%，政府债务为51%，非金融企业为154%。在政府债务中，中央国债约为17%，地方政府债务为34%。
2020年为了防止房地产市场风险，三道红线实施。具体对房地产企业融资行为设定三项限制，包括资产负债率（除预收款项外）不超过70%，净负债率不超过100%，现金短债比不低于1倍。超过任何一条限制的房地产企业，都将受到融资额度的限制。
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这些机制不是新问题，但债务负担在十年间迅速上升，主要是因为这一机制已经无法持续拉动GDP增长。
无论是实际生产率的增长还是通货膨胀速度，都赶不上信贷或债务增长的速度，所以宏观上就造成了高投资挤压消费，部分工业产能过剩和部分地区房地产投资过剩，同时伴随着腐败和行政效率降低。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无法持续。最近几年的改革力图扭转这种局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尤其是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消费、双循环和新质生产力
为什么工业化和城市化两手抓前些年问题似乎不大？
因为经济发展阶段变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传统农业生产率低，只要把农地变成工商业用地，农业变成工商业，效率就会大大提升。
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技术要求越来越高，先进企业不仅需要土地，还需要产业集聚、研发投入、技术升级、物流和金融配套等，很多地方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徒有大量建设用地指标又有何用？
工业化和城市化两手抓的发展模式，经过十几年后，造成一些不良结果，其中之一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其中最突出特征是消费不足。在2018年GDP中，居民最终消费占比只有44%，而美国这一比率将近70%，欧盟和日本也在55%左右。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必然伴随着外部失衡。本国生产的东西若不能在本国消化，就只能对外输出。GDP三大部分组成：消费、投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我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投资和净出口占比猛增，消费占比自然锐减。这种经济结构比较脆弱，不可持续。一来外国需求受国外政治、经济变化影响很大，难以掌控；二来投资占比不可能一直保持在40%以上的高位。
超出消费能力的投资会变成过剩产能，浪费严重。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20%—23%。
实际上，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早在2007年国家领导人就曾提出：“中国经济存在着巨大问题，依然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的问题”，比如“投资与消费者之间不协调，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
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12年十八大之后，才开始逐步推行系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后来的要素市场改革，以及提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战略。
这一发展战略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其中有几个关键点
要提高居民收入，就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让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聚。要继续推进城市化，必须为常住人口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让他们在城市中安居乐业。
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就要把更多资源从政府和企业手中转移出来，分配给居民。改革的关键是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遏制其投资冲动，降低其生产性支出，加大民生支出。其中之一推进国内大循环要求提升技术，要攻克各类“卡脖子”的关键环节。而科技进步最核心的要素是“人”。因此地方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要提高居民收入，还要扩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发展各种直接融资渠道，让更多人有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这就涉及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改革。
其中第三条涉及股票市场投资，也是股票市场改革的指导原则。我说这点意思就是股票市场一定会越来越好。
新质生产力是早几年提出并最近开始推广的概念，是指新的、更高效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包括新的技术、新的设备、新的管理方法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本质归类于推进国内大循环要求提升技术，加大教育民生支出，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
总之当下经济的战略目标是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再平衡。再平衡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消费拉动占比增加，投资拉动和净出口拉动占比降低。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经济政策动向背后的意义。
比如浙江宣布全面放开放宽城镇地区落户限制，继续推进城市化；比如之前的教育行业整顿，意图降低家庭教育支出；比如提出共同富裕，提高居民收入……
城市化对普通人来说是机遇，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改革也是普通人的机遇，新质生产力是高校毕业生的机遇……
缓冲机制与当下最重要的问题
经济发展必然要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配利益，所以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政府的关键作用之一，就是调控改变速度的快慢。
社会变化过程快慢之间，对身处其中的人而言，感受天差地别。对于环境的变化，人们需要时间去适应。人不是机器部件，不可能瞬间调整，也没有人能一直紧跟时代，所以稳定的改革过程要留下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缓冲。
这种“渐进性改革”中的各种缓冲机制，往往会拖低效率，所以常常被解读为“扭曲”和“资源错配”。但任何成功的转型过程都离不开缓冲机制。或许你因此可以理解一些国家政策，比如曾经的价格双轨制。
经济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当下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国的GDP总量哪年能超过美国，而是探讨我国是否具备了下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还能继续齐头并进吗？还有几亿的农民能继续城市（镇）化吗？贫富差距能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吗？在现有的基础上，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和具体政策是什么？
有经济史学家在研究美国崛起的过程时曾言：“在成功的经济体中，经济政策一定是务实的，不是意识形态化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这句话值得每一个人牢记并深思。
后记
本文整理自《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整理过程比较费力。单独看原文会有很多细节，但正因为细节很多，难以整理出主线来。本文就是帮助读者整理出的一条粗略主线，即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演变和眼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若有不当之处，请指出。更详细内容可阅读原书第二、五、六、七、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