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政治周期和康波周期

一是国际政治周期。莫德尔斯基（1987）在《世界政治中的长周期》中提出了国际政治周期理论，该理论描述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周期性变化。1494年以来的国际政治经历了5轮周期。这5轮周期中国际格局的主导国分别是葡萄牙、荷兰、英国、英国和美国。如果用该国海军实力在全球取得绝对优势地位的时间来划分的话，上述5轮周期的起始时间分别为1510年、1610年、1715年、1810年和1945年，周期的平均长度约109年。如果按照战争发起的时间来计算，进入大国主导权争夺战争的时间起点分别是1494年、1579年、1688年、1792年、1914年，平均长度是105年，最短的是85年，最长的是122年。每一轮国际政治周期呈动态式发展，一个完整的周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兴起阶段、全盛阶段、衰退阶段、重组阶段。当前这一轮的国际政治周期：第一阶段为兴起阶段，起始于1914年，终于1945年，该阶段跨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阶段为全盛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1945年）而终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1973年）；第三阶段为衰退阶段，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1973年）而终于“九一一事件”（2001年），这一阶段美国在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日渐减弱；第四阶段为重组阶段，这一阶段主导国的相对实力进一步下行，以“九一一事件”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起点，美国影响力周期开始进入重组阶段。如果按照1914年开始起算的话，迄今已经过去了110年。目前很可能处于国际政治周期的第四阶段重组阶段的尾部阶段，大国博弈注定将会更加激烈。这或许是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是康波周期。20世纪20年代，康德拉捷夫分析价格等数据后发现，经济中似乎存在着50-60年左右的周期性波动。那么，是什么驱动了这种长达50-60年的经济波动呢？杜因（1983）给出了答案：创新。杜因认为，创新的生命周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引进、增长、成熟和下降。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每一轮康波周期的上升期都伴随着技术变革和新兴行业的崛起：第一轮康波周期（1782至1845年）中，蒸汽机的改良与推广使棉纺织业获得了高速的发展；第二轮康波周期（1845至1892年）中，炼钢技术的进步带来了钢铁工业和铁路的兴起；第三轮康波周期（1892至1948年）中，电力、汽车和化学工业蓬勃发展；第四轮康波周期（1948至1991年）中，电子计算机、航天、原子能等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第五轮康波周期（1991年以来）中，信息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生产与生活的组织形式。而当新兴行业的市场趋于饱和、增长放缓时，康波周期就进入下降期。值得一提的是，重要技术的革新与应用通常跨越国境，因此，与库存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不同，康波周期是全球性的经济周期。我们该如何观测康波周期呢？虽然康德拉捷夫使用的是价格数据，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新材料、新产品逐渐兴起，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很难用单一商品或一篮子商品的价格来刻画康波周期。杜因（1983）用全球或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工业生产、GNP等数据来刻画康波周期。 杜因认为，一个康波周期中会嵌套5-6个朱格拉周期。每隔50-60年会出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朱格拉周期，即康波的萧条期。萧条之后康波周期将依次经历复苏、繁荣和衰退。复苏期通常持续一个朱格拉周期，期间全球经济增速有所回升。繁荣期可以持续两个朱格拉周期，不过，历史上康波繁荣期曾经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康波中断。衰退期通常持续一个朱格拉周期。杜因在《经济长波与创新》一书中划分了1782年至1973年之间的康波周期。我们按照杜因的划分方法，以美国和全球固定资产投资为依据，将这一划分拓展至2020年。按照杜因（1983）提出的方法推算，2008年至2019年的朱格拉周期构成了这一轮康波周期的衰退期，因此，在2008年至2019年间，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出现放缓。而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了这一轮康波周期的萧条期。当前的2024年，属于康波萧条阶段的中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