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谈了零售银行能否穿越周期、招行极端状态下资产负债表的承受能力、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问题以及招行的合理估值。后台有朋友提出两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
1、关于资产质量，有两个指标很重要，一个是正常类贷款迁徙率和关注类贷款迁徙率，迁徙率越高，意味着资产质量下滑越快，而关注类贷款向下迁徙就成不良贷款了，这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再就是关注逾期贷款，招行2020年把几乎所有的逾期贷款都计入了不良贷款，但后三年这一比例越来越高，说明对于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放宽了很多。
2、也有朋友提到老巴投资富国时是怎么决策的。之前写过巴菲特富国银行投资复盘的案例分析，可以去找一下。后来我在读《芒格之道》时，看到芒格对这一笔投资的描述：
“我们的买入价格非常保守。我们认为，眼前的困难很可能是暂时的，富国银行应该很快就会渡过难关。沃伦说了，按照我们买入的价格，就算这次富国银行亏10亿美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小浪花而已。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最坏的时候或许已经过去了。我们确实摸不清楚，这次的危机有多严重。但是，我们已经考虑过各种可能的情况了，这笔投资和做风投差不多。 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到底是该一笔一笔地仔细查账，还是靠察人识人做出大面上的判断？多年以来，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办法。我们的办法很管用，所以我们也一直在用。 我从来没听说过，收购哪家银行，把账上所有的贷款都查一遍的。根本查不过来。我们的做法是间接地判断贷款质量。我们主要观察管理层的为人处世，看他们的文化背景，从他们过去做过的事中寻找蛛丝马迹。”
也就是说，首先计算极端情况，其次看管理层人品、企业文化和企业经营的历史记录，从来没有说审查贷款。单伟建的《金钱博弈》和《money machine》两本书分别描述过新桥资本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和深发展（后来的平安银行）的案例，当时新桥雇的审计团队，一笔笔查账，审计团队工作几个月才能弄清有多少坏账。因此这样做成本极高，其次是银行只会对真正的买家开放内部的真实报表，个人或机构投资者根本没法知道真实的情况。所以芒格才说“间接判断”。
1、比如1999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招行离岸业务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当时，离岸业务是招行相当重要的一大盈利来源，占1000多亿元总资产的30%～40%，离岸存款多达12亿美元。
2、再比如马蔚华曾经想做金融控股集团，俗称“全能银行”，被秦晓制止了；
3、2008年金融危机前收购的香港永隆银行价格也买贵了，现在都还没回本；
4、后来想通过香港做跨国扩张，幸好规模没有做起来。
5、2008年曾经买过雷曼债券，这笔投资发生亏损，当时管理层根本不知道底层资产是什么，只是根据评级等级来。
因此有人说，如果我长期持有招行，什么时候是卖点呢？当招行开始做金融控股集团，做全能银行，什么时候招行开始跨国扩张的时候就是卖点。全能银行为什么不能做呢？目前我国还是分业经营的，但我们看美国大萧条和08年金融危机其实都和银行的混业经营有关，当商行开始做投行的时候，风险是非常高的，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所以道格拉斯法案在运行70年后被废除，仅过了8年就发生金融危机，奥巴马又把“老宗师”保罗沃尔克请出来对商行进行限制。
其次是跨国扩张，以前提到过，从历史看，全球化的花旗银行盈利能力不如本土化的富国银行；全球化的汇丰银行盈利能力也不如本土化的恒生银行，但汇丰银行香港本土的盈利能力却非常强。欧洲最牛逼的银行Handelsbanken也逃不出这一定律，瑞典本土的ROE高且稳定，但在北欧国家和英国的业务却每隔几年计提大额坏账，Handelsbanken还只是在欧洲部分发达国家扩张，没做全球化——因此银行是“地头蛇”的游戏:
即使有槽点，但是从近15年的发展来看，招行仍然是治理最好的银行。有大股东招商局、也有次级大股东远洋集团，有重要的决策商量着来，并且大股东起主导作用，并不是管理层“内部控制”。很多股份银行、城商行表面上是国资大股东，但管理层起主导作用，大股东在治理上是“缺位”的，这一点在《money machine》中讲得很清楚。
银行控制不良最好的方法就是选最好的客户。招行的网点分布几乎都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网点的点均收入是四大行的3倍多，在对公贷款上，以前是专注交通、能源、基础设施这类央企、国企主导的产业（现在国家应该对招行制造业贷款的增速有指导要求，制造业贷款三年时间增加了3000亿，这部分资产未来会产生大量不良贷款。）在零售客户选择上，招行被称为“富人银行”，招行一开始瞄准的就是富裕阶层、中产和白领。再就是从文化上看，招行确实有风险导向，审慎的文化，其他股份行根本没法看。
简单说这些，算是对上篇文章的一个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