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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更多的降价风潮将至，唯有创新才是出路。创新既需要独到的眼光，也需要果敢的魄力，更需要实干的精神。不论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将面临更强的政策和市场压力，如何跨越这道槛，考验企业生存智慧。本期将聚焦于跨国药企及本土药企，剖析行业发展与未来，以飨读者。
熙熙攘攘，风云变化的2019年已过去。随着国内外医药行业的转变越发剧烈，促使身处其中的医药人都必须审时度势，积极调整。然而，国际行业动荡已经逐渐的影响着中国，而且从一开年就开始了。
四角关系产生的蝴蝶效应
2019年1月，手握O药，在肿瘤免疫领域大放异彩的百时美施贵宝（BMS），继续强势巩固行业地位，以740亿美元收购癌症和免疫疗法领域新兴企业新基（Celgene）。为了顺利通过反垄断调查，将新基旗下明星产品阿普斯特（Apremilast，Otezla）剥离，2019年8月安进（Amgen）以134亿美元的单一产品天价将其收入囊中。之后安进还在11月以27亿美元收购国内强势崛起的百济神州20.5%股权。早在2017年百济神州与新基就全球开发百济神州PD-1产品达成合作，由于O药的存在而不得不在2019年6月终止，好在新基三个抗肿瘤产品在中国的销售目前仍然由百济神州负责。但是，随着百时美施贵宝中国区肿瘤业务在全球地位越发重要，说不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会将这三个产品的中国销售权全部收回。不过，百济神州已经在2019年实现泽布替尼和替雷利珠单抗先后分别在美国和中国批准上市，基本上摆脱了对新基产品的依赖。
上述3家美国公司和1家中国公司，之间的交易从开年一直持续到11月，可谓忙忙碌碌一整年。虽然看起来其中的关系错综复杂，但不难看出来各自的全球策略和中国策略。首先，BMS是力争成为癌症领域的全球王者，而用于治疗银屑病和关节炎的阿普斯特不在其战略规划中，剥离出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安进却将其视为珍宝，不惜重金引进。百济神州先后与新基和安进这两家新兴跨国药企合作，目标就是向国际市场进军。虽然与新基的合作因为外部因素而告终，但能够与安进深度绑定，加上2019年泽布替尼在美国批准上市，百济神州迈出了坚定的国际化步伐。
回过头来再看各家公司的中国战略。2017年，新基将其在中国仅有的三个抗肿瘤产品全部交由百济神州销售，根本原因就在于无力经营中国市场。作为一家新近崛起的跨国企业，其重心一直放在美国本土市场，对于开拓海外市场，尤其中国市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BMS中国而言，2016年先后裁撤了肿瘤药事业部和心血管事业部，在中国的影响力越发式微，直到O药于2018年在中国批准上市，BMS中国又迅速焕发活力。一旦BMS总部真正意识到中国市场的关键性，兴许会将目前由百济神州销售的三个抗肿瘤产品收回。另一家新近崛起的跨国企业安进，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市场兴趣浓厚，但业绩始终不如意，此次与百济神州合作意图在中国能够大踏步前进。
载入中国医药史册的一年
2019年，医药行业在政策驱动下处于深刻变革进程中。截至目前，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已超过200个，几乎都涉及跨国企业的拳头产品，而这只是第一步。2018年12月，4+7带量采购试点已经给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涉及25个药品。价格并不是行业预想的优质优价，相反是直接地板价。然而，从现在来看，这只是一个引子罢了。2019年9月参与集采的地区增加到31省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集采，众多跨国企业也开始放低姿态，报价甚至比仿制药还要低。2020年1月，第二批国家带量采购正式拉开序幕，涉及32个品种，8大品种“大杀价”，拜耳的阿卡波糖降幅91.26%，圣济堂格列美脲降幅94.8%……随着集采和医保谈判进一步铺开，医药企业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集采节奏之快，价格降幅之大，使得众多仿制药企业越发感觉日子难过，而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同样觉得迷茫，有些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区业绩，乃至全球战略规划。
赛诺菲在2019年9月的联盟地区药品集中采购中有两个品种中选，其中波立维（氯吡格雷）的报价低于仿制药，最终获得中选资格，与其他仿制药企业平分市场，一度传言波立维队伍解散，虽然官方否认，但当前情势下已经不需要设立大队伍维护市场了。要知道波立维、安博维和安博诺三个心血管产品虽然面对多家仿制药竞争，但曾在中国占据7成市场，为赛诺菲中国贡献一半以上业绩。如今，一个品种落选，另两个品种要与其他仿制药企业平分市场，甚至价格还低于仿制药，对业绩的影响可见一斑。更糟糕的是影响远不止这些，从全球而言，这三个产品的业绩主要来自中国市场，随着中国市场的“坍塌”，加上研发管线乏力，2019年12月赛诺菲宣布退出糖尿病与心血管药品领域的研发。
既然仿制药难做，那就专注于创新药，这可是众多跨国企业的强项。虽然中国本土研发近几年是热火朝天，但对跨国企业的冲击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做到真正原创。
对于众多药企而言，创新药必须面临医保谈判这一关。2019年11月，各家手握创新药的国内外制药企业负责政府事务和市场准入的团队，直接面对国家医保谈判专家的“灵魂砍价”。
“壮士断腕”重塑新格局
面对昔日明星产品渐成黄花，剥离转让已是大势所趋，企业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而对于产能闲置也无法发挥功能的工厂，同样如此。
2019年4月，亿腾医药以3.75亿美元收购礼来位于苏州的制剂工厂，以及礼来旗下抗生素产品希刻劳（头孢克洛）和稳可信（万古霉素）在中国大陆的权利。其实早在2017年，礼来就将希刻劳和稳可信在中国大陆的推广和分销权授予亿腾医药。头孢克洛已经有大量仿制药，希刻劳在失去原研药地位之后，原本就已经长期由国内代理商销售，剥离出去对自身业务没有影响，后续也没有抗生素产品线，作为必须独立厂房的抗生素工厂也没有继续保留的意义。
2019年7月，复星医药控股子公司重庆药友以不超过2.5亿元收购葛兰素史克（GSK）位于苏州的制剂工厂，其中包括拉米夫定片全部资产。对于药友来说，获得拉米夫定原研产品中国区权益对于原有肝病产品线中的恩替卡韦和谷胱甘肽是一项有力补充。GSK在肝病领域曾经是强者地位，不仅自己有产品，在中国还和吉利德合作，但是如今关系中断，自身后续也没有产品跟进，加上拉米夫定专利过期许久，原本的原研药优势随着一致性评价和集采政策，已经荡然无存。
2019年9月，九洲药业以7.9亿元收购诺华位于苏州的原料药工厂，不仅增加原料药产能，还能整合外资企业完善的工厂硬件和管理流程。其实，跨国药企在中国设立原料药工厂，原本就十分少见。首先制剂本地化生产就不多，即使有原料药一般也都是从国外进口，而生产原料药用的中间体通常都是向合作的CMO企业采购。此外，11月诺华还宣布关闭中国研发中心的早期发现职能。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家工厂都位于苏州。这或许是一种巧合而已，毕竟苏州原本就是跨国药企的工厂聚集地。
不仅是产品与工厂剥离，销售队伍的解散也是不绝于耳。一般而言，跨国药企提供的补偿条件都还可以，所以大家也觉得喜闻乐见。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如今，本土创新药企业以其蓬勃向上和诱人薪资，对跨国药企员工产生巨大虹吸效应。研发领域自不必多说，如今商业运营的大佬们也纷纷易帜，愿意到创新药企业发挥自己的才能，帮助biotech转型为pharma。于是，辉瑞的吴晓滨“投奔”百济神州，安进的张文杰加盟了复宏汉霖，而百时美施贵宝的赵萍则前往了基石药业等等。
将中国融入全球研发体系
以前，原研药在中国即使专利过期仍然享有独特市场地位，但这样的情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也就是说明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这就要求跨国药企将产品尽快引进中国，尤其是应对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而且要不断提升效率。只有这样才能摊薄跨国药企一贯高昂的运营成本，并能拿到医保谈判中更多筹码。
之前提到，2019年11月诺华宣布中国早期研发中心将关门，涉及150名员工。很多人都只关注到外企中国研发中心纷纷关门，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其工作重心的转移，即今后重点聚焦于扩大早期临床开发以及后期临床试验的规模和领域，从而加快新药的开发，将在位于本地的全球药品开发部门和相关业务部门增加340个工作岗位。
2019年12月，勃林格殷格翰（BI）启动China Key（中国关键）项目，这意味着中国成为勃林格殷格翰全球早期临床开发项目的默认参与国家。此前在2018年3月，China In（中国纳入）项目启动，默认中国加入所有勃林格殷格翰全球注册性临床研究，包括III期和部分II期研究，使得中国能与美国、欧盟、日本同步递交药品上市申请。而China Key相比China In更进一步，中国不再需要向总部提出申请即可默认加入，国内团队可自主选择开展哪些项目的早期研究。这一系列项目的落地，使得中国的临床研究实现全球同步开发，甚至在某些领域存在超越国外的可能，首先获得中国病人的早期临床研究数据，在全球范围率先向中国药监局递交上市申请。
2019年阿斯利康与珐博进合作开发罗沙司他在中国全面上市，就是源于阿斯利康以中国开发为先，以中国作为全球首次申请上市国家的典范，并先后在中国获批用于慢性肾脏病透析患者的贫血治疗，以及非透析依赖性慢性肾病的贫血治疗。
中国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早期临床开发，一方面是由于医药政策环境而寻求主动出击，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法规鼓励中国创新。
自从2015年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以来，法规日趋合理完善。不仅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变成60个工作日默示许可，又发布了注册申请使用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指导原则，使得中国与国外同步开展早期临床研究在法规上成为可能。再加上中国庞大的病人数量，可以更容易招募受试者，而中国的研究者日渐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具备了开展早期临床研究和领导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实力。当然也离不开巨大的中国市场，使得全球总部愿意在中国投入更多的研发资源，给予中国团队更大决策权。
全方位孵化创新项目
得益于我国药品法规逐步同ICH接轨，以及资本市场活跃，我国新药研发迅速从萌芽进阶到火热状态，新药质量也在提升，因此从中国购买或者合作开发新药变为可能，也已经有成功案例，如和记黄埔与礼来合作开发的呋喹替尼于2018年批准上市。
为了实现创新模式更加灵活，更早接触优质项目，跨国药企纷纷在中国设立更加开发的创新平台，作为创新加速器，构建学术界、医疗机构、生物制药公司、孵化器高效协作的创新网络，不断拓展药物研发的边界。包括强生的JLab，诺和诺德的INNOVO，默克的创新中心加速器以及勃林格殷格翰创新大赛，不仅为初创型研发企业提供资金和实验室，以及管家式一条龙服务，还帮助对接内部研发和市场专家，还有外部风险投资。一系列举动目的都是帮助项目孵化，并尽早与企业需求对接，挖掘未来发展潜力。
本土企业路在何方
在跨国企业纷纷采取行动，力拼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土企业该如何寻找“出路”呢？显然，出路就在于创新和差异化。
国内仿制药企业已成大浪淘沙的趋势，这已经成为行业共识，就看这个过程需要多久，以及还会剩下多少家企业。现在，众多仿制药企业也想开展创新药研发，但是骨子里缺乏创新基因，决策瞻前顾后，行动谨小慎微，这样将错失最后的机会。
企业想要生存下来，必须坚定信念开拓创新。当前的形势倒逼着国内企业开发高壁垒的仿制药，还要尝试创新，实现差异化竞争。事实证明，挤破了头去争抢大品种，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终究是难以生存的，因为大企业利用规模效应能在集采中寻找到生存机会。但在集采中标毕竟只能维持生存，想要有所发展，对于有实力的企业在研发上必须立足于全球新，以国际标准研发适合中国市场的产品，并且能够实现出海参与国际竞争才是根本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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